不同年代的不同青花钴料都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绘画的各种题材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古国,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文化,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发展做出了许多重大的贡献。纵观我国悠悠历史长河,瓷器作为其主要组成部分,对世界文明有着伟大的贡献,记录着我国历史社会的进程,描绘了我国文明的脉络,深深的烙印在我国那悠久漫长的岁月中。

早在欧洲掌握制瓷工艺之前的一千多年前,我国就已经烧造出传世精美的瓷器。我国瓷史工艺的产生可追溯到纪元前的4500年至前2500年前的时代,是从陶器演变而来,经过相当漫长的历史时期,从传说中的皇帝饶舜及至夏朝,彩陶的出现是标志其的发展。到了唐朝一种清新的瓷器已见端倪,青花瓷作为我国瓷器的集大成者,胎如月牙白,釉色青翠浓艳,着色力强、发色鲜艳、烧成率高、呈色稳定,为历朝历代上至皇家贵胄,下至士农工商无一不喜爱。

发展至明朝,由宋代的大江南北成百上千窑口百花争艳的态势经由元代过度之后,到明代,几乎变成了由景德镇各瓷窑一统天下的局面,青花瓷则是景德镇当时的主要瓷器。

明朝作为及汉唐后有一个强盛的中原王朝,文玩,手工业、经济繁荣,文化艺术呈现世俗化的趋势。此时的青花瓷器在中国青花瓷中影响深远,不同年代的不同青花钴料都能很好地适应中国绘画的各种题材。青花瓷器的绘画用传统的毛笔,以各种线条和点染、渲染来完成画图。

中国瓷器发展史,有一种外来文化元素对中国瓷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就是通过陆海两条“丝绸之路”带来的外来文化元素,其中影响最大、时间最长的就是产生于西亚地区的伊斯兰文化元素。。明朝的永宣时期是中国瓷业走向全盛的辉煌时期,这与明初解除禁海令、“帝王居中、抚驾万国”的积极对外政策有关。值得一提的是,郑和远航带回的优质瓷绘原料“苏泥勃青”直接用于青花瓷的烧制,提高了青花瓷的品质,直接推动了瓷业的发展。

“苏麻离青”此种钴料出产于波斯伊朗一带,是当时阿拉伯商人与郑和进行贸易物品。这种优质瓷绘原料在郑和7次下西洋之后便销声匿迹,至纯天珠,如今已成为鉴定这一时期瓷器特征的标准。所以说,永宣青花瓷在发色上的成就以及明初瓷器的辉煌与郑和有着直接的关系,也是伊斯兰文化影响中国瓷器最突出的实例。

众所周知,从两汉到唐宋中国瓷器的器型变化不大,体现着中国人生活审美习惯,自元朝开始由于受多种文化的影响,在明初这种变化更为多元化,仅各种梅瓶就达十多种器型。在造型上总的特点是雄浑、饱满、挺拔。如各种梅瓶、绘制繁茂的折沿、菱花口大盘,次种器物具有明显的波斯风韵,在西亚地区至今还能看到这类铜质的器物。

青花岁寒三友四系瓶不仅在造型方面有浓郁的西亚风格,装饰风格上也是如此。四季花卉中团形多叶莲花纹就是从痕都斯坦,今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一带的玉质盘子上的蕃莲图案移植过来的,明代文献中多次提到的“回回花”就是这种纹样。永宣青花瓷器上的“回回花”装饰无所不在,即使是传统的龙凤纹,多以西番莲为底衬,有的则干脆书写《古兰经》的箴言警句,直接歌颂真主,充满了西域风情的青花瓷器,不仅得到外国王室的喜爱,同时也受到明朝宫廷的认可。

此件青花岁寒三友四系瓶独特的造型和新颖的纹样,超尘脱俗,不同凡响,有将相之风,为一代青花瓷器之冠。它如此灿烂,不仅得助于中华民族的深厚文明,而且得助于伊斯兰艺术,是中国瓷器装饰融汇外来文化的光辉典范。造型优雅端庄,直口短颈,溜肩圆腹,平底。青花瓷胎体厚重,胎釉结合紧密,釉面呈鸭蛋青,釉面有明显缩釉,器身以青花绘缠枝花卉纹,岁寒三友纹,纹饰精美,纹饰布局自上而下分列五层,而且每层彼此分隔明显,益见清疏之气,尤其体现在瓶身纹饰留白空间增大,予人倍觉疏朗。该器青花发色绚丽,浓重处凝聚成黑青色结晶斑。此藏品保存完整,至纯天珠,品相完好,极其珍贵,具有极高的投资空间和升值空间。

广州百鸿艺术品资深艺术品经纪人蒋总在介绍此件藏品时说道: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史,在巨大和悠远的时间发展带中,中国人质朴纯真,对过去的文化与习俗相承相传,生生不息。中国人向来对“青”有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从“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汉心”到“名垂青史”;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到“青云直上”;从“青灯古佛”到“青天”,这也说明了,青花瓷之所以具有越来越高的市场价值,之所以其价格成倍上涨,主要是由青花瓷本身所承载的历史文化价值、科技工艺价值和美学艺术价值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