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美术馆第一次“全国现代艺术”展，未开幕就被一场闹剧给搅黄了。那天，美术馆展览大厅外面的空地上，铺着巨幅画布。有关组织者引导与会嘉宾和新闻媒体记者，站立在画布四周，准备欣赏一位艺术家的精彩表演，同时就地举行该展的开幕式活动。就在众目睽睽之下，人丛中突然窜出一位年轻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脱光衣服一丝不挂站在人们面前，还没容大家醒过梦来，年轻人举起一个颜料桶，将大红广告色由头到脚淋了个透，顿时一个“血人”呈现在大家眼前……保卫人员闪电般架起“血人”撤离了现场。随即开幕式被取消，展览被封闭，媒体被封锁……
这一突发事件各种版本的消息不胫而走，中国美术界上下一片震惊，对该事件的褒贬之声沸沸扬扬，一直不绝于耳，至今无有定论。此后诸多艺术门类争相模仿、追随、复制所谓的“现代艺术”，并冠其名曰“前卫”、“探索”、“后印象”、“后野兽”等字眼儿。“现代派”思潮充斥了中国美术界好多年，尤其是影响到从事中国画创作的画家在 “现代”与“传统”的十字路口徘徊而不知所措。有一些中国画画家受这种“现代派”思潮的影响，视西方现代艺术中的糟粕为神圣，为了迎合西方观众的口味，拼凑出自己的符号。这些符号的特征就是：歪斜的房屋、枯竭的树木、光秃秃的穷山、黑糊糊的恶水、五官错位的丑女、形状怪异的裸男等等。有些人甚至把某些领袖人物丑化成歪瓜裂枣般，以此讨得一些西方观众猎奇的欢心，来换取美钞豪车、别墅洋房。
笔者认为，针对上述现象，中国美术界，特别是中国书画界必须要清醒地面对“现代艺术”。对“什么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概念必须加以澄清，此举十分重要!试问：1938年徐悲鸿于抗战爆发第二年创作完成的国画《愚公移山》，曾经歌颂并激励中国人民将抗日战争进行到底，这与时俱进的国画是不是“现代艺术”?李可染于“文革”时期(特殊的历史时期)创作完成的国画《万山红遍》是不是“现代艺术”?傅抱石与关山月合作绘制的国画《江山如此多娇》是不是“现代艺术”?按画家年龄往后排——何镜涵的《红旗渠》、《颐和园》，黄胄的《洪荒风雪》、《叼羊图》，周思聪的《矿工》、《人民的好总理》，杨力舟和王迎春的《铜墙铁壁》，刘大为的《晚风》，王明明的《苗乡三月》等，难道不是“现代艺术”?
清代大画家石涛说： “笔墨当随时代……”只要当代画家心中永远装着人民，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挚爱之心至死不渝，任何运用传统形式(当然应当鼓励和支持笔墨技法上的革新)创作出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的新作品，都应该是也只能是“现代艺术”。不应该强调什么观念或者形式对艺术的主导，更不应该把那些标新立异、别出新裁的旁门左道作为“现代艺术”的“范本”。毕加索曾经于60多年前对张大千说过：“真正的艺术在中国……毕氏做梦也没有想到60多年后的中国到处生机盎然、气象万千。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受世界各国尊重的新中国已经在东方崛起。祖国翻天覆地的巨变，使我们有理由说：真正的现代艺术在中国!现代中国画家用自己手中的画笔来描绘现代中国人的感情和审美理念的作品，，理所当然属于“中国现代艺术”。
所以，凡是从事中国书画创作与研究的书画家和书画理论家，应该在自己的一切作品、著述、论文、演讲和各种国内国际的书画活动中，理直气壮地向全世界宣布：
我们是现代中国画画家!
我们的作品是——中国现代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