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7月28日，当英国首相卡梅伦坐在印度某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印度公众纷纷给栏目组打来电话，要求英国归还一颗名为“科伊诺尔”的钻石，而卡梅伦经过短暂的思索，最终做出了令印度民众失望的回答：“如果这样做，英国的博物馆很快就会空空如也。”
看来，印度人想要英国归还这颗于1849年被掠走的重达105克拉的钻石，以及众多在殖民地时期流失境外的国宝，还需一番周折。但印度公众对其海外珍贵文物的追讨热情很快在中国掀起一场反思：分散在47个国家中的上百万件中国艺术珍品(此数据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估计)，以及流失在海外民间无法计量的中国文物何时能够回归？而它们的回归之路又有着怎样的无奈与坎坷？
圆明园兽首
国际公约为何难以促成文物回归？
1996年中国政府签署《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关于被盗或者非法出口文物的公约》(以下简称《公约》)，按照《公约》规定，任何因战争原因被抢夺或丢失的文物都应该归还。 但自签署以来，中国依照《公约》从海外追讨回的文物寥寥无几，直至2009年，沸沸扬扬的法国佳士得拍卖铜兔、鼠首事件中，以刘洋为代表的中国律师团试图以该《公约》为依据将佳士得告上法庭，但最终因为法国巴黎法庭认为该诉讼的委托方——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没有直接请求权而驳回了中国律师团的请求。依据《公约》追回文物的希望就这样在亿万中国人的关注下再次破灭。于是，有怀疑者认为，所谓的《公约》不过是一纸空文。
而败诉的刘洋在事件过去一年后，却向记者坦言说，在他看来，《公约》是关于文物追索和保护方面最好的一个依据，它充分体现了文物流出国的意志。比如它解决了文物追索方面的时效难题。“大多数国家的国内法律要限定诉讼时效，我国一般是两年，最长不超过20年。如果按照时效，由于历史原因，中国文物从丢失到起诉往往早已超过了最长时效。因此，《公约》规定“任何缔约国可以声明一项请求应受七十五年的时效限制，或者受到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更长时效的限制。”刘洋解释说，正是由于“或者受到该国法律所规定的更长时效的限制”，使得借助我国法律中的某些条款，就能将诉讼时效延长到最大。“我们国家民法通则有一条，未曾确定给公民法人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不受时效限制。另外，特殊情况下人民法院院长可以执行延长时效，且并没有规定延长多少。”
既然《公约》充分体现了文物流出国的意志，为什么还是鲜有文物能够通过《公约》回到原有国。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会的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说，目前拥有中国流失文物最多的几个西方国家，至今未在《公约》上签字。因此，《公约》对这些国家是没有法律效力的。此外，最利于文物流出国的“没有时效限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条文化”。而一向推崇《公约》的刘洋也同样认为，“公约中还有需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本《公约》需经签署国批准、接受或者核准”但并没有明确指出需要签署国的哪个部门核准，刘洋说，这就使得在法国，其实该国外交部已经签署了《公约》但其议会并没有通过，因此前者签署的《公约》是否体现了签署国的意志就值得商榷。“这样，在遇到类似铜兽首的纠纷时，法国完全可以称议会没有通过，而否认自己是《公约》的缔约国，从而不受约束。”
文物回归中，是谁挡了民间捐赠的路？
由于通过《公约》一时难以促成大量海外文物的回归，因此来自民间的捐赠成为文物回归的一条主要通道。但记者通过采访了解到，近些年，随着经济利益意识迅速浸淫文博界的各个领域，使得这条原本书写着爱国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敬畏通道充满了人为障碍。
上世纪90年代，澳大利亚籍华裔宁志超遵照母亲遗嘱带着一对元青花云龙象耳瓶回到北京，并满怀希望地想将其无偿捐赠给故宫博物院，却遭到拒绝，理由是这对耳瓶被故宫专家认定为“赝品”。“当时几个专家就坐在客厅，当我抱着瓶子从里屋出来，还没有放到桌子上，他们就开口说‘这样的瓶子全世界只有一对，目前藏在英国。你这不可能是真的’”。于是，一心想完成母亲遗愿的宁志超撇下澳大利亚的富足生活，在北京平安大街买下一处庭院，开始通过各种渠道验证这对耳瓶的真伪。他先是请了众多专家对耳瓶进行目测，并得到一份由50多位知名专家签名的认定书，接着又在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等科研单位进行仪器科学鉴定，得到的结果是：这两只耳瓶确为元代瓷器。
谁知宁志超将测定结果再次通知故宫博物院的时候，对方还是拒不接收，因为后者认为仪器认定存在着人为操作以及仪器应用等方面的偏差。一气之下的宁志超和夫人李佶一起遍访了英国、土耳其等国藏有元青花的博物馆，并利用已有的知识对元青花进行潜心研究，最终在20多年后编写出一部数百万字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而当记者问他所做的一切，最终目的是否还是要将母亲留下的藏品捐给故宫时，宁志超疲惫而无奈地摇了摇头，只字不再提及捐赠的事情。他告诉记者，自己目前正在筹建一个私人博物馆，广邀民间藏家加入。
因撰写《谁在收藏中国》和《谁在拍卖中国》而声名鹊起的吴树对记者说，目前像宁志超这样从海外购买或者通过其他途径收藏中国文物后想捐赠给中国国有博物馆的民间人士很多，但成功捐赠的却寥寥无几，除非该物品是在佳士得、苏富比等重要拍场中竞得，否则，往往被国有博物馆打上“赝品”的标签。究其原因，文物鉴定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我国目前没有独立的鉴定体制，鉴定方法主要依靠科学测试和眼学鉴定。”
2010年，吴树为了撰写第三本著作而调查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博物馆、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三个对文物进行科学测试的主要机构。“结论是：虽然他们都做了很多试验，统计了大量数据，但信息库不能通用，各自为战，存在着力量分散、资金不足等问题，缺乏公信力。”而对于眼学鉴定，吴树更是无奈地向记者说：“现在对于专家鉴定，只要随便翻翻报纸，遍地都是官司，专家失去了权威性。”
因此，吴树认为在科学测试和眼学鉴定都缺乏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情况下，博物馆很难对捐赠者的藏品做出准确的判定，“有的时候即便是真的也不敢收。”
而某位深谙回流文物捐赠的学者向记者透露说，除了对捐赠藏品的真伪难以鉴定，一些捐赠者的目的不纯，甚至与博物馆内部人员内外勾结，使得回流文物捐赠变得并不那么高尚。“有一些回流文物捐赠者，以捐赠换政策，比如曾有一位海外藏家将一对四条屏捐赠给某博物馆，声势造得很浩大，政府关注后，就在房地产等方面给予了优惠待遇，其由此所获得的经济利益，远远高于那对四条屏。”不过，该学者认为， 这类捐赠者虽然目的不纯，但并没有太多危害。倒是另一种情况值得引起关注。“通常博物馆都会对捐赠者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奖励的具体数额，由专家对捐赠品的估值而定，但目前这种政策被滥用得非常严重，明明值10万元的东西，他可以估上百万。据我所知，国内一家知名博物馆投入大量财力接受某位藏家的一批青铜器捐赠，但这些藏品在历史上并没有重要意义，甚至连该博物馆原有的馆藏品都比不上。受捐后，博物馆就将它们丢在库房中。”
对捐赠藏家的质疑，曾任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的张宁认为，现在有些收藏家花了很多钱，买了些不可靠的藏品，他们又想将这些不可靠的东西捐赠给博物馆，换取一些名誉，对此，博物馆自然应该把好这道门。
而另一方面，众多藏家则对这些质疑之声表示愤慨，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认为正是由于专家的学术不专，以及国家相关文物部门的不作为，不仅使得文物回归困难重重，而且导致现有文物的大批外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