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有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人类出现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埃塞俄比亚发现的猿人化石，距今约有 300万年历史。从史前期的茹毛饮血、钻燧取火到今日的卫星上天、计算机发明、基因克隆、逃逸地球……人类用自身的历史证实了一个规律——宇宙是大自然赋予的，社会是人类创造的，目标的实现是可以通过人的主观能动性进行规划和打造创建的。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去向一位智者请教，如何才能超凡脱俗。智者把他带到一个铁匠铺，指着里面堆积成山的铁料给他看，说，眼前这里的每一块铁料都平凡无奇，经过处理打造以后就截然不同了。说着他随意拿起其中的一块铁料交给铁匠说：“把它给我打成一把短刀!”铁匠把铁块扔到火中，，拉动了风箱。烧红后放在锻造台反复锻打，最后又磨砺了一番，一把精光闪闪的短刀便打成了。智者把短刀又重新扔在铁料堆中说，“它就是原来的那个铁块，但是经过打磨后已经明显与众不同，出类拔萃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了目标，有了规划，然后排除万难，寻找到方法，是可以实现自身的既定目标和理想，也就是说目标的实现是可以通过打造的方式完成。试想，人类进化到今天的历史，哪个目标的实现不是按照人类本身的意愿、理想、设定而创造产生的呢?
其实这样的例子显而易见，不胜枚举，尤其在自然科学方面皆是先有设想，再有试验，最后验证。人类就是这样一步步按照自己设想的蓝图发展到今天——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现代的、高科技的信息化社会形态。不仅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同样如此。举我们最熟悉的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她是继古希腊、罗马后的欧洲文化史上的第二个文化高峰，她的蓬勃发展与当时佛罗伦萨的艺术赞助人有着密切关系。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赞助人主要是市民团体、宗教团体、王国、公国和宫廷、富有的家族如美第奇家族等，而这些艺术赞助人主要分布在意大利和佛罗伦萨，这与当时意大利的社会环境有关。这使得佛罗伦萨成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并且文艺复兴的三杰全部诞生在意大利。中世纪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在多种条件促生下，于欧洲的意大利首先出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大型商业城市十分富裕。十字军东征令欧洲人眼界大开，威尼斯、佛罗伦萨和其他城市的商人，都争相取得欧洲与东地中海之间的贸易。这些商人从商业活动中累积了多余的财富后，便开始以艺术来美化自己的家乡和城市。雕刻品、绘画、建筑、音乐、诗歌和文学找到新的表达方式，超脱了从中古时代起就一直占有主导地位的宗教题材，解放人们思想，从而出现了人文主义思想。有人研究说，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一个画家是否能够出人头地，取决于能否找到好的赞助人。例如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洗礼堂东面大门上，由雕塑家吉贝尔蒂创作的《天堂之门》青铜浮雕，就是在15世纪初，由意大利的羊毛商行会组织，在宗教允许范围内通过委托形式完成的一个全新的艺术创作。文艺复兴巨匠米开朗基罗对这组浮雕作品赞赏不已并给该作品命名，也有后人称这件作品的委托和创作揭开了文艺复兴的序幕。米开朗基罗的赞助人是教皇朱里十二世。1505年他在罗马奉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之命，负责建造教皇的陵墓。1508年，米开朗基罗又奉命回到罗马，教皇让他创作西斯廷天顶壁画。米开朗基罗起初并不愿意接受，他并不喜欢画壁画，他酷爱雕塑，他是以雕刻家的身份稳定了自己艺术家的地位。但在教皇的一再坚持下，他还是妥协了，最终接受了这项委托。他所完成的天顶壁画都是在教皇的旨意下，通过赞助人的委托来实现的，否则他很难在当时找到300多平方米的天顶，很难靠自己孤身一人的力量花费四年零五个月的时间完成这幅世界闻名的西斯廷教堂天顶壁画。后来米开朗基罗在1536年，又回到罗马西斯廷教堂，用了近6年的时间创作了不朽的教堂壁画《最后的审判》。而达·芬奇的很多名著如《最后的晚餐》、《蒙娜丽莎》也是通过有人赞助方式完成的。《蒙娜丽莎》的委托者是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乔·贡多，所以后人研究说《蒙娜丽莎》的原型是乔·贡多的妻子，也有人称这幅画叫《乔·贡多夫人像》。由此看来，文艺复兴借助了一批对人文主义艺术充满热爱、并具有人文主义审美眼光的艺术家和赞助人，把文艺复兴艺术推向巅峰。在这里，艺术赞助者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们的审美取向使艺术家无法摆脱赞助者对作品的要求和愿望。如后人对美第奇家族的研究成果表示，“不能说没有美第奇家族就没有意大利文艺复兴，但没有美第奇家族，意大利文艺复兴肯定不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面貌。”
西方的艺术赞助人除了扶持画家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按照他们个人的审美意向和品位打造艺术家，促成艺术流派或艺术潮流的向前发展。在西方最早研究艺术赞助与艺术关系的学者是艺术史家瓦尔堡，他在考察肖像艺术与佛罗伦萨中产阶级的研究中提出，肖像艺术的兴起与中产阶级、纱染厂商和丝绸制造商喜欢华丽服饰的审美兴趣有关。而西方研究者在研究15世纪意大利的绘画风格和社会的关系中也提出，15世纪的绘画系某种社会关系的积淀，为绘画所作的画家的艺术趣味和审美品位均受制于某些商业的、宗教的、从最广义上说是社会的制度和惯例的影响。一些西方学者通过对文艺复兴和巴洛克时期意大利艺术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中，揭示出艺术是怎样在不断变化的物质和赞助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当时的赞助者不仅要支持画家通过给予较高的报酬来完成作品，还可以决定作品表现题材，并带有很大的主观引导倾向左右着画家，这和我们今天所说的按照一定的审美理想，一个地域画派主动走上前台，更明确，更肯定地实施一系列措施，进行目标打造有着异曲同工之义。
由社会等因素打造艺术家和艺术风格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在现代名气最大的现代设计包豪斯艺术院校，是德国魏玛市的一所公立学校，也是由魏玛市政府向包豪斯提供的经济援助，它的审美追求和现代理念也有很多人为打造的因素。而英国的著名雕塑家亨利·摩尔在世界上享有盛名，更是英国政府全力倾情打造的结果，这和英国文化的发展战略不无相关。1924年摩尔获得国家奖学金出国赴意大利学习，回国后在皇家美术学院任教。摩尔创作的第一件重要作品《圣母子》就是接受委托为北安普顿的圣马太教堂所作。战后，英国政府更是积极创造条件，把摩尔推向世界。在英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他曾出访美国，并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行个人展览，受到舆论的高度赞誉，一举成为享有世界声誉的雕塑大师，并接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而作的许多建筑雕塑任务，获得多项国际雕塑大奖，成为英国艺术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