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位于大别山南麓的湖北省浠水县来说，闻氏故乡是一个悬挂在头顶的光环。住在这座县城里的人们，可以清楚地给你指出闻一多纪念馆和闻一多大道的位置，但没人能说得清，这位民主战士的堂弟、画家闻钧天及其儿子30年前捐赠的150幅国画，如今到底在哪里。
就连当年捐赠一事的经手人之一、84岁的朱泗滨也没料到，再见到这批画，居然花了30年时间。
1981年，还是浠水县文化馆副馆长的朱泗滨，和其他两位文化馆同事到武汉，接受浠水籍艺术家闻钧天及其儿子闻立圣捐赠国画，“支援家乡文化建设”。
然而，1982年的一天，浠水县文化局一位领导突然找到他，称“县里领导要看看这批画”，随后拿走了存放在文化馆的150幅画。此后，朱泗滨再也没见到这些画。它们就像从世界上蒸发了。
2010年，当年捐画的老画家闻钧天已经去世25年，到武汉接受捐画的两位同事也已过世，朱泗滨成为这件事唯一的见证者。他希望能为闻钧天办一个纪念展，借此让流失的画作重见天日。
朱泗滨寻找着关于这批画的蛛丝马迹。他听人说，文化局曾将部分画作存放在浠水县博物馆，最后又辗转还给文化馆。但他到文化馆查档案，却没找到关于“闻钧天”三字的只言片语；他也听到过“某某拿走了几幅画”的说法，但当时那些领导还在位，他无从证实；他甚至还向别人直接打听过画的下落，可得到的回答却是：“听别人说是被你搞走了。”
朱泗滨大吃一惊。“几十年无影无踪，反说是被我搞走了！我84岁了，非要把这事情搞清楚。”左耳戴着助听器的他大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朱泗滨开始写实名举报信。一年后，他向媒体披露此事。浠水县文化馆现任馆长徐良在电话里告诉记者，去年，前任馆长周金林只向他移交了63幅画，并称有些画“被领导拿去送人了”。
这8个字就像戳在气球上的那根针，引爆了公众情绪。在网上，有人将这件事与此前发生的文物丢失、损毁事件联系在一起，并称是对“文物保护制度及相关监督制约机制的拷问”。
浠水县很快向媒体表示，已成立调查组，正在全力追回流失赠画。据朱泗滨透露，专案组一位同志告诉他，已从某位离任文化馆馆长家中搜出51幅画。一位浠水县委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确实已经追回50余幅画作。
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浠水县纪委的证实。专案组牵头负责人、浠水县纪委监察局的黄常委说，案件还在调查中，不便对外公开，但他表示：“最终一定要把这150幅画一一找回来，让它们团圆。”
消失的赠画
闻钧天的国画曾经作为中日建交后的国礼，赠送给日本政府。那时，这位画家还是“文革”中受冲击的对象。有人曾拿着一份名单到他家中，要求给上面的领导画张画。闻钧天听了立马沉下脸：“你把花名册全拿来，放在我这里，我有时间一个一个慢慢画。”说完，他扭头就回自己房间了。
“但在捐画给家乡这件事上，他一点也不含糊。”闻立圣回忆，这是父亲捐画数量最多的一次。
150幅赠画中，闻钧天创作了100幅，这对于当时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是不小的工作量，在半年时间里，他几乎是“日夜赶着”，还推掉了外面索画的请求。闻立圣清晰地记得，父亲曾在一幅画上题了几句诗，作为当时的写照：“秋深不知乏，披衣写秋花。”
150幅画完成后，闻立圣当面清点，并把画卷成碗口大的一卷，用废报纸包上，由朱泗滨等人带回县里。当时，捐赠交接没有任何文字证明。按照朱泗滨的说法，这批画是闻钧天为了支持由文化馆主办、宣传闻一多精神的《红烛》杂志而捐赠，并且得到闻钧天的拍卖许可。当时，县里有些人掩饰不住羡慕与嫉妒地对他说：“要是我们有这个关系就好了，这些画不知道要卖多少钱呢。”
但闻立圣表示，已经不太记得当年的事情，只知道画是捐给浠水县的，由文化馆经办。
1981年12月，朱泗滨带着县委县政府的介绍信，到武汉联系拍卖，但因为要交1.2万元手续费，最后不了了之。第二年，这批画就被文化局领导“拿走了”。事后朱泗滨分析，文化局可能是怕他和当时的一位经手人把画“私分”了。
1986年，闻钧天去世，他的部分骨灰撒入故乡老屋门前的湖里。这在当时又是件轰动的事，上了浠水县的“大事记”。
然而此时，闻钧天父子捐赠的150幅画在哪里，已没什么人关心。据朱泗滨分析，1982年文化局将画取走后在县博物馆寄放了几个月，随后又交回文化馆。在这个过程中，博物馆留下了10幅画。朱泗滨称，多年后，他开始追查此事，当时的博物馆馆长叶向荣告诉他，这些画相当于“保管费”。
浠水县博物馆现任馆长岑东明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博物馆确实收藏了10幅闻钧天的画作，但不了解当时的具体情况。如今，这10幅画作为文物列入馆藏名录里，存放在库房，“裱过，保存条件还是可以的”。
其余的140幅赠画，经历6任文化馆馆长交接后，只剩下63幅。
赠画流失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浠水县委宣传部曾向闻立圣致电道歉，并表示要全部追回150幅画，并会追究相关人的责任，“我们会举一反三，加强管理”。
“这件事过去就过去了，不会影响对家乡的关注和感情。”闻立圣说，如果日后需要他再次捐画，他还会捐的。但闻立圣希望，这件事能查个水落石出，“最终让父亲的画物得其所，告慰他的在天之灵”。
寻访不到的“手续”
2010年，朱泗滨打算调查这批画的去向。他找到4任文化馆馆长，向他们询问交接情况。然而大多数人无法提供交接清单。
“手续”突然成了稀罕的东西。不仅当年闻钧天赠画没有任何证明，文化局从文化馆提走150幅画时，也没留下任何收条。
朱泗滨曾向一位前任馆长询问：“你接手时有多少幅？”“100多幅吧。”对方含混地说。朱泗滨找他要交接清单，那位前任馆长却说，搬了四五次家，得花一个星期找找，自此再无音讯。
唯一提供出交接清单的，是搞统计出身的文化馆原馆长张少华。这也是朱泗滨寻访的第一个见证人。那时，张少华已经中风4年，但他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件事。“我有我有，你坐下，我去找。”
没过多久，张少华就从书房内找到一本工作笔记，里面对折夹着一张清单，十几年后，那张纸已经变色，但字迹依然清晰。清单里记录着交接的具体情况：1994年他从上任馆长手中接过这批画时，只有123幅，其中闻钧天的画少了16幅，闻立圣的画少了1幅。123幅画共分为7卷，张少华还用编号标出缺失的部分，并注明交接见证人。
朱泗滨当场从书包里掏出笔记本，抄了下来。此后，当他想再去复印相关证据时，却得知，这位老人已经去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