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畫的貴重與否，是一個價值觀認同的問題，除去藝術的標准，，還有歷史、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錯綜復雜，因此有時變化起來，也是相當快的。
據宋代鄧椿《畫繼》記載，宋神宗對郭熙的畫十分喜愛，甚至專門騰出一座宮殿用以懸挂他的作品，那時郭熙的畫在世人眼中當然是珍貴的。然而，神宗去世、哲宗即位后，郭熙的繪畫卻突遭貶抑，乃至淪為揩拭幾案的絹布。究其原因，乃是因為郭熙卷入當時的黨爭而見棄於哲宗。鄧椿的父親鄧雍向朝廷請求得到這批撤下來的畫，並得到了恩准。這一舉動，以及后世對郭熙藝術的推崇，說明藝術的標准是恆久的，並不會在社會變遷中被隨便更改。因此，一位藝術家的作品珍貴與否，最終還是要看歷史的評價，而非當代人的追捧。
人們對於一件物品的珍貴與否，大多還會從兩個方面評判，一是物以稀為貴，一是物以有用為貴。
從市場的角度來說，物以稀為貴，容易刺激人們的佔有欲，抬高市場價格，雖然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強化人們對物品的認識，成為將收藏不斷引向深入的動因，但也容易因欲望無盡導致人與市場的瘋狂﹔從創作的角度來講，物以稀為貴，容易刺激人們追求新奇和特立獨行，雖然可以促進創新，卻容易否定對過去的繼承從而沒有未來。
物以有用為貴，是實用主義的原則，著重於現實世界的受益卻常常忽略精神世界的完善。“盛世古董，亂世黃金”的俗語，深刻地反映出物質與精神的辯証關系。生死存亡的關口，古董書畫、黃金等再稀有、再珍貴，也比不上一口充飢的糧食、救命的水。今天商品經濟的發達，帶動了書畫市場，書畫變得比黃金還要貴重。書畫的珍貴，因文物藝術品物質與精神特質兼具的雙重性，在今天也得到了越來越多的重視。在書畫收藏熱方興未艾的當下，人們更需要從“無用”的角度來理解書畫藝術的珍貴：藝術的最高境界是追求無用之用，這是藝術之所以珍貴的根本所在。
藝術具有宗教的某些特性。對於創作者而言，藝術的探索和表達，是悟道的途徑之一﹔對於受眾而言，品類繁多的藝術作品讓不同的人欣賞和受益。宋人說，畫者，文之極也。文學性的注入、文人畫的興起，使中國畫在大文化中的地位提升，進入另一個藝術境界，也由此擴大了創作群體和欣賞群體，從而惠及普通大眾。因此，中國書畫藝術常常脫離藝術表現本身，成為歷史、文化、精神的載體。一位真正的大師的藝術風格的確立，也絕對不單單是因為其獨特的藝術樣式，還包括扎實的藝術功力和蘊含其中的文化內涵。所以，相比門前車水馬龍的盛子昭，不慕仕途、閉門隱居的吳鎮很自信——據說當時吳鎮和盛子昭比鄰而居，四方多以重金求購盛子昭的畫，卻很少有人關注吳鎮，兩相比較，吳妻難免又急又嗔，吳鎮卻表示：“二十年后不復爾”。事實証明果然如此。吳鎮被后世譽為“元四家”之一，盛子昭的藝術成就卻無法與之相比。這對於當下跟風投資日盛的書畫市場，以及浮躁之風不減的藝術創作，當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