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州窑以具有禅意的桑叶盏、别具一格的漏花工艺、夺造化之工的玳瑁釉及质朴秀雅的釉下彩绘等最负盛名。其装饰题材包罗万象，涉及宗教、土人与世俗文化等宋元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蕴涵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信息，堪称一部宋元时期形象而生动的社会生活百科全书，对于了解当时社会生活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本文拟就南宋吉州窑装饰与市井世俗文化之间的联系展开讨论。
宋代城市商业经济的高度发展，催生了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虽说宋代是以士人精英文化为代表并引领社会风尚的时代，但在丰富多元的市井文化熏染之下，宋代工艺美术不免同时兼具市井文化世俗和功利的特质。吉州窑瓷器装饰当然也不例外，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吉祥寓意的纹饰普遍流行。
吉语与杂宝
吉州窑茶盏中的流行漏花吉语盏，其大致可分三类：
第一类，于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3组柿蒂形（宋《营造法式》中的称谓）漏花。3组柿蒂形内各有4字，通常由“金玉满堂”“福寿康宁”“长命富贵”3组吉语组成。如观叶楼藏及日本大阪鸿池家族传世漏花吉语盏（图1）。另有“金玉满堂”与“龟鹤齐寿”，，“食禄封侯”与“长命富贵”等组合的吉语盏残片。此外，观叶楼藏“福禄永昌”吉语盏亦属此类。
第二类，于盏内壁一周等距分布3组漏花折枝花果纹。每组折枝花挂四果，3组折枝果内分别由“金玉满堂”“福如东海”“福禄长寿”吉语组成。广东省博物馆有此类收藏（图2）。最近展览展出一件此类盏，折枝四果内均由“早入中书”组成。
第三类，由动物、植物与文字组成的图案。如永和窑址采集的漏花“福”字和鹿纹组成的六边形开光盏的残片（图3）。又如日本藏漏花盏，其内壁等距分布3组漏花六边形开光（图4）。其中一开光内装饰鹿纹，鹿纹上部为“福”字，因“鹿”“禄”谐音，故此组合意喻福禄。与其类似的设计在山西金代瓷枕上也有表现。另一开光内饰竹纹，竹子上方为“寿”字，因“竹”“祝”谐音，故此组合意喻祝寿。相同的设计还见于江西德安南宋墓出土的银鎏金帔坠上。第三个开光内似为仙鹤图案，但其上方是否有字，无法辨识。
瑞士玫茵堂藏有一件少见的吉州窑黑釉梅瓶，其腹部以漏花装饰犀角、象牙、方胜、银铤、金砖、玛瑙等杂宝纹（图5－1）。以往人们多认为陶瓷等工艺品上的杂宝装饰入元后才流行，事实上南宋时杂宝已广泛见于各类工艺品了。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南宋名画《秋庭戏婴图》中，孩童玩耍的尺子上（有学者认为是纸牌）就绘有一组杂宝（图5－2）；福州南宋黄异墓出土的尺子上也以杂宝为饰；福州茶园山南宋墓还出土了杂宝纹裤；日本鹤冈八幡宫藏南宋堆黑雕漆方盒上有杂宝纹。宋大观通宝、崇宁通宝背后也有装饰杂宝纹的。
从已掌握的宋代杂宝纹资料来看，其品种较元代单调，主要有犀角、珊瑚、象牙、方胜、圆钱、银铤、金铤、玛瑙等。以上杂宝纹样中，有一种两条长方形交叉的图案，宿白先生早年即考证其为金铤，现有大量的考古资料可为宿白先生的观点提供佐证。山东嘉祥元代曹元用墓出土的杂宝画中的这类图案上，明确题有“足色金”三字；另杭州出土的带有“足赤金”“十分金”铭文的长条形金铤，也与上述两条长方形交叉图像特征相同。日本永保寺藏宋佚名《千手观音图》，观音手中托举的杂宝盒中有长条形金铤的形象。玫茵堂梅瓶的杂宝纹样中，有一由3个如意头形组成的品字形图案。宣化辽韩师训墓中的杂宝纹中也见有此类形象。据宋《营造法式》中描绘的胡玛瑙的形象，可知玫茵堂藏梅瓶上3个如意头形组成的品字形图案，表现的是杂宝中的玛瑙（图6）。宋代杂宝中的犀角、珊瑚、象牙、圆钱、银铤、金铤、玛瑙，主要是金银珠宝等稀有贵重材料，均为财富的象征。其中唯有方胜不同，据元王实甫《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有“先写下几句寒温序，后题著五言八句诗。不移时，把花笺锦字，叠做个同心方胜儿”的内容，可知方胜被赋予了同心双合、彼此相通之意，或用来表示男女情投意合、爱情美满。
上述吉州窑瓷的“金玉满堂”“福寿康宁”“长命富贵”“福如东海”“福禄长寿”“龟鹤齐寿”“食禄封侯”“早入中书”等吉语，“福”鹿（谐音禄）、竹（谐音祝）“寿”等图文，及银铤、金铤、犀角、方胜、玛瑙等杂宝装饰的流行，真实地反映了南宋世俗社会对金钱、财富、官位、长寿、爱情、幸福、享乐的普遍追求，是宋代高度商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市井世俗“利欲观”的具体表现。
坤牛望月
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有一件工艺考究的吉州窑盏。其口沿为罕见葵口，盏内壁两侧分别为漏花形成的犀牛与云月，即人们习称的“犀牛望月”（图7）。台湾鸿禧美术馆和私人藏品中，还见有开光犀牛望月纹（图8、9）。吉州永和窑遗址也曾发现同类装饰残片。从鸿禧美术馆藏犀牛望月纹盏和相关文物来看，犀牛望月的完整经典构图为：犀牛上部是星月祥云，下方为浩大水势，犀牛或涉水中或卧于大水之中的陆地（图8、9）。除吉州窑外，宋金铜镜（图10－1）、厌胜钱（图10－2）、玉器及耀州窑、定窑、景德镇窑瓷器等各类器物上均有犀牛望月纹，这是宋金文物中颇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