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西瓦尔·大维德爵士(SirPercival Victor David Ezekiel David，1892－1964年)曾被哈瑞·戛纳爵士(Sir Harry Mason Garner)赞誉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中国艺术鉴赏收藏家。的确，他终其一生与中国瓷器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为之奉献了毕生的热情。他承袭了中国文人鉴赏家的传统，不仅仅只是欣赏藏品本身，也考证它们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传承递藏过程，不但多次前往中国考察，结交著名学者与收藏家朋友，同时自学中文，甚至能研读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从22岁开始，经过四十多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他建立了世界上最精彩、最具影响力的的私人中国陶瓷收藏，却在最辉煌之际将之悉数捐赠给大英博物馆，成为整个西方收藏界的盛事。但是他的个人生活却鲜为人知，直至2009年，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正式在大英博物馆新辟的专门展厅中永久展出，他的传奇人生、曲折的收藏经历，才随着展柜中熠熠放光的艺术珍品，开始浮现在人们的眼前。
大维德爵士与夫人在瑞典 摄于1963年
大维德爵士于1892年出生在印度孟买的一个犹太富商家庭，父亲是萨森大维德男爵一世(SirSassoon Jacob David， 1849－1926年)，经营同名贸易公司，业务包括银行、纺织品和鸦片，是印度银行(Bank of India)的创始人之一；母亲汉娜(Hannah Sassoon，1857－1921年)。他曾先后就读于额尔芬斯东学院、孟买大学和剑桥大学，于1926年继承了其父亲男爵的头衔与家族生意，成为公司主席，公司分部设立在香港、上海、和神户。1913年1月26日与同样来自金融家族的表妹Vere Mozelle David结婚，育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幼年离世。
根据第二任大维德夫人的回忆，大维德爵士最初与中国陶瓷的邂逅，是一位朋友家中的壁炉架上陈设的一只中国瓷瓶，正是这只花瓶点燃了大维德爵士为之付出一生的热情。到了1923年，31岁的大维德爵士已经在收藏界小有名气，他的11件藏品被刊登在何卜生与海瑟灵顿合著的《中国陶瓷艺术》一书中(Hobsonand Hetherington，The Art of the Chinese Potter)。1924年，大维德爵士终于前往仰慕已久的中国，并在1925年应邀协助设计一个在紫禁城内举办的宫廷艺术珍宝展。当真正面对令人目眩神迷的清宫珍宝时，大维德爵士彻底为之倾倒，自费赞助了这个展览的部分装置费用，并出版了图录，使展览获得巨大成功。回到伦敦后，他立下了雄心壮志，要建立一个以紫禁城的皇家珍藏为标准的中国艺术品收藏！他随即在1927－1928年间又回到北京，这时，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使大维德爵士感到了命运之神的召唤。
此时正是满清王朝崩塌后的混乱时期，许多宫廷珍宝流散到了市面上，并有谣传慈禧太后在1901年出宫时将一批内府秘藏珍宝抵押给了北京的盐业银行，这使得许多有心之人开始为之动脑筋。大维德爵士同样开始了他的行动，通过耐心的等候和机智的周旋，再加上奇迹般的运气，大维德爵士终于买到了40多件瓷器珍品。这批标志着一个西方最伟大的私人收藏诞生的艺术瑰宝，在一位日本古董商人的协助下，分三次运出，，历经磨难，最终成功抵达伦敦。然而，这也仅仅是满清王朝崩塌后无数流散到市面上的清宫旧藏珍宝之一小部分。首战告捷后，大维德爵士在1929年回到伦敦，旋即又重回中国，在1930－1931年之间，他把握了千载难逢的乱世商机，在继续协助清宫清点、组织和举办各种皇家珍宝艺术展览的同时，通过各个渠道，庋集到了一批批珍贵无比的陶瓷精品，执著的信念和卓越的艺术眼光，终于使他成为西方世界收藏中国陶瓷的第一人。这组规模惊人的显赫珍藏，包括近1700件陶瓷和一卷清宫御制古玩图，年份跨越10－18世纪，精品荟萃，早在20世纪初期，就已成为整个西方世界中国陶瓷收藏的里程碑，迄今也仍然是两个故宫博物院以外最大最全面的单体收藏。
应清宫管理局方面的邀请，大维德爵士在1932年又回到了北京，开始着手筹备一个即将震惊世界的中国艺术大展。他邀请了当时西方最著名的中国陶瓷学者和著名收藏家——来自大英博物馆的何卜生(R.L.Hobson)、收藏大家尤莫夫泊洛斯(GeorgeEumorfopoulos)和拉斐尔(Oscar Raphael)组成了四人的大展组委会，在英国皇家学院的赞助下，开始安排、迎接和设计来自北京及其他国家的参展品。在克服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后，大维德爵士的展览计划终于得到了各个国家领导和各部门部长、各国大使、艺术赞助者以及欧洲、亚洲和美洲的各大博物馆、收藏家和重要学者们的热情支持。他甚至说服了英格兰海军出动巡洋舰来保护和运输来自北京的清宫珍宝。
1935年11月，一个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中国古代艺术珍品大展，在伦敦的伯灵顿大厦开幕。这个里程碑式的豪华大展，阵容空前，精品荟萃，无论在商业还是教育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被称之为“伟大的展览”，使中国古代艺术的光芒瞬间照耀了整个西方世界。
与绝大部分西方收藏家不同，大维德爵士拥有一种中国古典文人学者特有的艺术情怀，正是这种精神境界，造就了大维德爵士卓越不凡的艺术眼光和品味。其实，是一部明代初年的文人著作彻底征服了大维德爵士，使他下决心将书中阐述的中国传统文人雅士所追求倡导的收藏鉴赏理念、研究考证方法与精神品味介绍给西方世界。这就是江苏人曹昭成书于明朝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的《格古要论》。它是明代存世最早的一部专门论述文物古董典故源流、鉴赏指要、品级优劣、作伪手法和真伪鉴别的文物鉴赏专著。大维德爵士在1936年为东方陶瓷学会撰写《汝窑评鉴》(Commentaryon Ju Ware)一文时发现了这本书，如获至宝，他深感原文作者的思想情操与己高度契合，遂将三卷十三论的《格古要论》及后经王佐于1459年增编至十三卷的《新增格古要论》翻译成英文，并取名《中国式鉴赏》(ChineseConnoisseurship)。此书最终在大维德爵士去世后的1971年出版。
大维德爵士不单是一位品味卓越、眼光独到的收藏巨擘，同时也是一位对艺术教育极为注重的人。除了不断组织艺术展览、学术研讨和出版研究文章外，他一直渴望在伦敦大学创办一个中国艺术研究中心。早在1931年，他就开始为东方学院(Schoolof Oriental Studies) 提供临时讲师的资金赞助，这份热情最终使伦敦大学的中国委员会从庚子赔款中提取了部分资金作为固定的教席薪酬，提供给中国艺术与考古课程。随后，叶兹教授(W.P.Yetts)被任命担任该职务，在他的积极管理和组织下，世界上第一个中国艺术与考古系正式诞生了，拥有完整的教学大纲与课程、学位和毕业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