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 堇( 明) 听琴图
姑苏繁华图（局部）
桐荫品茶图
明清两代，江南文人的功名情况仍为全国之冠，仅进士数量在全国比例就高达15%，明代状元占全国的四分之一；清代状元共112人，江苏占49人，浙江占20人，江苏的状元占整个清代状元的43.75%，浙江则占17.86%，二省共占61.6%。三鼎甲的336人中，江、浙二省有193人，占57%，超过半数。其中以苏、常、松、杭、嘉、湖地区尤甚。然而这对于落榜者来说还是区区小数，更多的文人所拥有的命运是名落孙山，浪迹江湖，但是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商品流通日趋繁荣，社会风气和社会价值观随之也发生新的变化。
隐逸作为治疗中国文人心理创伤的简单的传统剂方，又呈现出新的形态，新旧交替的社会背景促使明清文人开始出现多种情感特征，多种艺术风貌，多种审美追求，从而构成了与前代文人相区别的又一特质。不少文人由政治失意转向内心宁静，一股觉醒的人性解放之风，给文人的精神世界注入了新的生机。明清文人开始徜徉山水，漫步园林，时时体会到一种清新的生活情趣，感受开明欢快的浪漫风潮的熏染。朴质、平易、惬意成为文人的乐观向上、生气勃勃的美好心境的体现。这种乐观的生活情趣，是对人对己情感的尊重，是对享乐对人欲的肯定，是清新、欢快乃至戏谑、幽默情感的开拓。他们不满足于借山水、花鸟聊写胸中逸气，而是开始把自己的艺术与现实生活融为一体。他们不仅用诗、赋、书、画等方式以寄隐逸、清高，同时开始走向生机勃勃的民间社会，走向斑斓多彩的市民生活，从艺术创作中享受文化，从文化生活中创造典雅。此时文人的隐逸可以称作为“市隐”。
明代文人的“市隐”时代
明代以来的社会经济变化，使农业和手工业也随之得到了相应发展，除北京、南京这两大城市充分发展外，集中在江南苏、常、松、杭、嘉、湖地区的新兴城市人口集聚、商贾云集，商品经济都市生活异常活跃。明代学者王士性《广志绎·江南诸省》记载：“浙西俗繁华，人性纤巧，雅文物，喜饰鞶帨，多巨室大豪，若家童千百者，鲜衣怒马，非市井小民之利”云云。清《姑苏繁华图》记录了清乾隆年间苏州的繁华景象，其中一段画万年桥北半街“松萝茶社”，另一段画越城桥畔一缸坛店有茶壶出售，生动有趣。这一时期海禁开放，乌木、紫檀、花梨等各种名贵木料的进口，为明清细木家具制造和发展打下了基础。特别是不少文学家、戏曲家、诗人、画家、收藏家、鉴赏家等所谓文化人出于社会和自身的爱好和需求，纷纷与匠人高手联手设计制作家具文房、紫砂茶壶等，推动了家具、紫砂茶壶的品种和形制的发展。这些情况在高濂《遵生八笺》，张岱《陶庵梦忆》、《西湖梦寻》，文震亨《长物志》，宋应星《天工开物》，周高起《阳羡茗壶系》，吴骞《阳羡名陶录》，李渔《闲情偶寄》和沈复的《浮生六记》等书籍中有生动而详实的记录。他们以文人的眼光、审美心态和生活情趣从多方面强调了“典雅”、“古朴”、“简素”的艺术享受和审美要求。
我们不妨来读读张潮的《幽梦影》，可以发现，明末清初的知识分子在生活的诗意上达到了极高的高度，并且以此作为慰藉人生的一种有效方式。
楼上看山；城头看雪；灯前看花；舟中看霞；月下看美人；另是一番情景。
山之光；水之声；月之色；花之香；文人之韵致；美人之姿态；皆无可名状，无可执着。真足以摄召魂梦，颠倒情思！
窗内人于纸窗上作字，吾于窗外观之，极佳。
梅边之石宜古；松下之石宜拙；竹旁之石宜瘦；盆内之石宜巧。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园亭之妙，在丘壑布置，不在雕绘琐屑。往往见人家园亭，屋脊墙头，雕砖镂瓦，非不穷极工巧，然未久即坏，坏后极难修葺，是何如朴素之为佳乎。
张潮，字来山，号心斋、仲子，安徽歙县人，生于清顺治八年(1650年)，著有《花影词》、《心斋聊复集》、《幽梦影》等书，其中以《幽梦影》最著名。这本一万多字的语录式小品集，在典籍中的地位不高，但1936年章衣萍在徽州用重金购买了同乡张潮的《幽梦影》抄本，并给林语堂看了，林语堂很是喜欢并翻译成英文。此书出版后，成为一本知名度很高的小品集。林语堂之所以喜欢这本书，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中有着详细的阐述：“中国人之爱休闲，有着很多交织着的原因。中国人的性情，是经过了文学的熏陶和哲学的认可的。这种爱悠闲的性情是由于酷爱人生而产生，并受了历代浪漫文学潜流的激荡，最后又有一种人生哲学——大体上可称为道家哲学——承认它为合理近情的态度。中国人能囫囵地接受这种道家的人生观，可见他们的血液中原有着道家哲学的种子。”林语堂所说的中国人，其实是中国文人。他发现中国人的生活中浸润着的哲学观念，西方人士是很难理解的，但这恰恰是了解中国文化的一枚十分重要的钥匙，所以有了《吾国吾民》和《生活的艺术》。
林语堂的理解，我认为是值得重视的。明代之后，中国文人的日常生活融合了儒、道、释的哲学理念，这里面既有儒家的温暖又有道家的逍遥，同时也有佛家的清空，最后形成一幅极具文学艺术特性的典雅的生活画卷，他们不再寄情于荒野的山林，而是在城市中构筑山水真意的隐逸之地，开始了大隐隐于市的“市隐”时代。他们的情感世界，他们的生活情趣，他们的审美理念，无一不在日常生活中得到物化，同时在物化世界中又展现中国文人独有的精神画卷。
传统士大夫的隐逸文化
在这里，笔者要谈到中国传统士大夫的隐逸文化。
从伯夷、叔齐开始的避世隐逸传统，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出世与入世之间的一个重要选项。这个选项的重要性体现在隐逸使知识分子具有了现实批判的超越性和话语权，并具有捍卫精神传统的崇高感。但不能否认，隐逸作为一种现象，是十分复杂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的喟叹，是仕途失意之隐；“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陶渊明的述怀，这是怡情之隐；“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李白的赞颂，是愤世之隐；“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诸葛亮的自许，这是蛰伏之隐……总之，在隐逸的现象背后，其实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