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之交，北流河流域已经出现胎陶，北流白马、清湾的窑址还生产有盘口三锤形足方格纹陶鼎，风格与梧州市富民坊相似。到东汉，北流河流域等出现了富民坊陶器作坊，而且规模有所扩大，制陶窑炉火燎入窑快且猛，不仅增加了窑炉的温度，而且节约了燃料，降低了成本，比原始窑的效率大大提高，这一技术的发明，可能得益于同时代北流铜石岭冶铜业的迅速发展。
北流市博物馆收藏有这类陶器，其中一件“米字纹陶罐”，口径22.8厘米，高28.3厘米，足径16.3厘米，惜口沿边缺一小口，有裂痕。便是战国时期的器物，也是目前为止，北流境内发现最早的比较完整的陶器制品。由此断定，印纹陶在当时北流河流域广大地区是普遍存在的。
“米字纹陶罐” 等印纹陶的出现，毫无疑问，它成了古代北流河流域耀眼的文化符号。
乃至两宋，北流河流域影青瓷生产，以及清代，北流河流域青花瓷生产，分别达到封建时代制瓷业的巅峰。
原北流市博物馆馆长李振生却持不同见解，没有陶器遗物和遗迹佐证，就不能妄下断论确认制陶业的事实存在。他认为，北流河流域的制陶业应该始于商周之交，因为这时期各种手工业已经频繁出现，主要是因为北流的圭江河谷和容县的杨梅河畔等地有一些陶器碎片出土。人们的劳动开始有了分工制度，于是迅速催生了一种新兴手工业——制陶业。
到了商初，岭南一带的原始氏族部落，主要活动在西江流域中下游，上溯北流河流域广大地区。从近年来的陶器考古发现中，在梧州及广东肇庆等一些地方有当时陶器遗迹。杨李则认为，北流河位于西江上游，一江同源，这时候制陶业肯定象西江中下游一样蓬勃发展，并且从其他农业分工中独立了出来。
印纹陶它星光般地出现，又黯然躺在历史的角落里。至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北流河流域已有零零星星烧制瓷器的窑炉，虽然规模较小，也没有发展成较大的窑区或窑群，但是北流河流域此时已出现了制瓷工艺，即使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瓷器，却具备了“原始青瓷”的某些特征。但不可否认，印纹陶加上后来原始青瓷的出现，渐渐为后来北流河流域制瓷业发展形成一种蓄势。
战国时期，北流河流域的印纹陶迅速盛行，从印纹来看，是在陶坯未干时，从拍印演变为模压印而成的饰纹。有方格纹、编织纹、绳纹、蓝纹、几何纹等，说明当时的制作技术已很高超。在北流河流域岑溪、容县、北流的一些遗址和墓葬中都有发现，并与原始青铜器文化相并存。
史料记载，在距今7000——10000年前，岭南一带出现了原始陶器。确切地说，那还不算真正意义的陶器，是最初用陶土捏制成形，放进简陋窑炉烧结的器物。古陶瓷专家李鸿庆在《广西出土的陶瓷器》一文中，曾有如此论证：“上古之民，，穴居野处”。在桂东北、桂西北一些原始洞穴遗址，发现有陶器遗物和遗迹，即除了大量的石器工具外，还夹杂少许沙绳纹粗陶；在桂中、北部湾岸，发现有比较粗糙的陶罐和陶釜。陈远璋在《广西考古世纪回眸与展望》中记述：桂东南容县、岑溪、藤县等地发现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由此说明，这些地方新石器晚期可能出现了原始陶器。而北流则发现了新圩六马村石器文化遗址，但除了有石铲、石斧和石锤外，却没有陶器遗物。因此，我们不能妄下断论，地处桂东南的北流河流域，当时是否出现原始陶器。
此类印纹陶，模仿铜器花纹极为明显，胎质细腻，火候较高，均为圜底，并有方格印纹；一些陶斧的肩上和腹下饰云雷纹，大部分夔纹陶罐的肩部附耳，布满清晰夔纹，说明北流河流域的陶器已经受到来自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
李振生说，战国时期北流河流域制陶作坊生产的这类陶器，胎质细腻，氧化铝含量较高，火候也较高，具备了某些原始瓷的性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预示着北流的制陶工艺渐趋成熟。
近几年来，我查阅了相关史料，结合当地出土的零星陶片得出，古代北流河流域的制陶业的起源，是在出现印纹陶之后开始的，如今它在我面前渐渐显出清晰的轮廓。
北流河流域的古代制陶业，起源哪个朝代？史书没有记载，至今也未见专门的论着，因而在考古学家的眼里，一直是个难以破译的“迷”。
那么，印纹陶是什么时候出现呢？还得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说起。
夏朝至商代，随着农业生产的不断进步，私有制出现萌芽。设想一下，这时候蛮荒、偏僻的北流河流域出现私有制陶作坊，显然需要实物去证实。但如果没有当时陶器出土，由此断定当时出现原始制陶业，显然也不成立。我曾走访原北流市博物馆副馆长杨李，她说，当时北流河流域处于社会形态原始的氏族部落，没有发展到奴隶社会，但随着私有制出现，原始制陶业应运而生，或已经逐渐发展了起来，也是极有可能的。
史料还记载，北流河流域当时涌现出数十座大小制陶作坊，各地的制陶业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也是所有手工业最重要的一种。陶器的种类繁多，大致可分为灰陶、印纹陶、原始陶等。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较多的是灰陶，有素面的，也人施以简单的绳纹或篮纹的，或者绘各种图案的；在制作胎体过程中用拍、印、刻、堆、划等手法。生产的陶制品以饮食器具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