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金银器保留下来的极多，大部分为传世品。器型和纹饰也变化很大，已全无古朴之意，同时反映了宫廷金银艺术品所特有的一味追求富丽华贵的倾向。其造型随着器物功能的多样化而更加绚丽多彩，纹饰则以繁密瑰丽为特征。清代金银器可以用精、细二字概括。在器物的造型、纹饰、色彩调配上，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
异域风情的魏晋南北朝金银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化艺术空前发展。这些在金银器的形制纹样发展中，都曾打上了明显的时代烙印。两晋十六国时期，鲜卑拓跋部的金银器造型仍以动物为主，分单体、群体和动物咬斗三种类型，多为虎、熊等一类凶猛的食肉动物。单体动物采用铸造、圆雕、镶嵌工艺，，表现兽的全身和兽面。群体以同种动物两两相对或相背排列，构成整体图案。动物咬斗表现凶猛动物对温驯动物的撕咬场面。动物纹的写实性艺术较强，有的造型融写实与抽象为一体，多采用模铸，结合平面浮雕、透雕、圆雕的工艺，间有圆雕与镶嵌结合的手法，增加了动物造型的立体效果和直观艺术。而慕容部金银器的纹饰则为花树、云朵、龙凤、鹿、羊、佛像、粟粒等，从总体上看，具有草原特征的动物纹不再占有主要地位，退居次位的动物纹采取图案化处理，外来文化纹饰种类的比例增多。北魏时期，鲜卑金银器以素面较多，动物造型多为羊、马首、牛首、龙，出现了具有波斯风格的装饰艺术。采用模铸、焊接、金珠细工、镶嵌、錾刻、冲凿等工艺，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结合，成为这一时期金银器工艺的一个显著特征，此为北方草原地区金银器发展的深化期。从考古发掘的情况看，这个时期的金银器数量较多。金银器的社会功能进一步扩大，制作技术更加娴熟，器型、图案也不断创新。较为常见的金银器仍为饰品。
富丽堂皇的秦汉金银器。考古工作者曾在山东淄博窝托村西汉齐王刘襄陪葬器物中，发现一件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造的鎏金刻花银盘，制作精细，装饰讲究。这种在银器花纹处鎏金的做法，唐代以后十分盛行。根据对这些金银配件的研究已能证明，秦朝的金银器制作已综合使用了铸造、焊接、掐丝、嵌铸法、锉磨、抛光、多种机械连接及胶粘等工艺技术，而且达到很高的水平。汉王朝是充满蓬勃朝气的大一统封建帝国，国力十分强盛。在汉代墓葬中出土的金银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品种，抑或是制作工艺，都远远超过了先秦时代。汉代金银器工艺在前代的基础上，又获进一步的发展。为满足奢侈生活的需要，所制器物极为精致、豪华，如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出土的单鎏银盒和湖南长沙五里牌和五一街东汉墓出土的银碗、银调羹等。除饮食具外，更多的是各种金银装饰品。有的金银器除镶嵌绿松石等材料外，还饰以人物、动物等，如1965年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金银错狩猎纹铜车饰，呈竹管状，表面有凸起的轮节，将车饰分为4段，用金银错装饰以狩猎为主题的花纹，并嵌有圆形和菱形的绿松石，其间饰有人物及象、青龙、鹿、熊、马、兔、狼、猴、羊、牛、猪、狐狸、獐、鹰、鹤、孔雀等动物形象，并穿插以菱形纹、波纹、锯齿纹。整个车饰，构图饱满，气魄宏大，风格瑰丽，反映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技巧。进入东汉以后，鲜卑、乌桓、柔然、敕勒等民族在草原上逐渐强盛，尤以鲜卑的金银器最具特征，从时代上分为三个阶段。东汉时期以装饰品为大宗，以狼、野猪、鹿、驼、马、羊、神兽等动物造型为主。其表现形式，有以写实为基调的单体动物，也有将动物重叠、排列，图案规范整齐的同种动物的重复组合。总体上说，金银器中最为常见的仍是饰品，金银器皿不多，金质容器更少见，可能因为这个时期鎏金的做法盛行，遂以鎏金器充代之故。
清新素雅的宋元金银器。宋元金银器以器型设计构思巧妙、富有灵活性与创造性的多种加工技法为特征，如南京幕府山宋墓出土的鸡心形、蝌蚪形金饰龙凤、团龙、如意金簪和金丝栉背，江苏吴县出土的元代金鸡心形饰物及金带饰等，都以其小巧玲珑的形制显示出造型工艺技巧的高超。同一种金银器皿的造型还往往具有多种不同的形制。
中国古代金银器不仅类型多样、范围广泛，而且工艺复杂精细、科技价值含量很高。值得注意的是，金银制品一开始就以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形式出现，而不像铜器和玉石等制品，在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后，才逐渐从具有功利目的性的生产工具中脱离出来，进入审美对象的范畴。更为有趣的是，具有使用价值的金银器皿直至唐以后才大量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特性，使得人们赋予了金银器以更多远超于实用物品本身的意义，着意于“金银”，而失意于“器”。同时，一件精美绝伦的金银器，从肇始至完工，又往往需要使用多种工艺，将大自然的创造与人类的智慧完美结合，从而成就其集千恩万宠于一身的连城之价与夺目之光。
在明代金银器的纹饰中，龙凤形象或图案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这一变化到了清代，更加推向极致。与宋元相比，明代金银器中素面者少见，大多纹饰结构趋向繁密，花纹组织通常布满器物周身，除细线錾刻外，亦有不少浮雕型装饰，对以后清代的金银器有着不可忽略的影响。